从弓强貌来看，弸表示蓄足势能，如同弓弦拉满，为箭的发射储藏能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做儒者，我想那就只能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世，这个人群又少不了你，因为从整个现代社会说，作为士的儒者是进不了中心的，而很可能越来越边缘化。
我想，也不能说全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不作那样的理解，而只是作求自家一个安身立命处来解释。如果把上面引朱熹《答张敬夫书》的话分为两截：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近期偶然读到潘尼的《安身论》，觉得有一些道理，现抄录两段，请诸君子看看是否可取：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我认为现代新儒家或者自己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救世、救人而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儒家思想是否已无用处?我想不是的，它仍有很大用处。
但是否一定能立大本行达道，去救世、救人，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还可以加上一点，即社会的治乱、兴衰也不是能由儒家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以左右的。诗，兴发情志，传承着温柔敦厚的教化。
林：那个部分西方把它让给上帝了，而在中国哲学里，上天与我们同在。这是鲁迅对于当时的国民性做出的一个文学性的表达，但是非常显著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陷入心灵意识危机的那种状况。譬如友情之有，常常是妙有，因而不会痛苦，但是爱情之有就是执着之有，它不妙啊，就会痛苦，是吧，哈哈。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的安顿处，它是很多元的，织成一个非常宽广的脉络。
在佛家，我，当下空无而主张放下。所以《旧约·创世记》一打开，上帝说，有光。
一篇文章、一首诗作，我们整个获取意义的方法，都跟西方获取意义的方法不同。中华民族重视的是生命情志之感通融合，就是说我们的表意系统有一种生息互动在那里。那么一生二，就是那个整体之彰显展开。但是儒家基本上是一个建构论，而佛教是一个解构论，回到空无。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宗教。譬如西方的风景画，它讲究定点透视，要合乎比例，而中国的山水画是多点透视，所以在写生上就很不一样。康德是基督宗教当中敬虔派的教徒。佛教重点在苦之解脱，基督宗教重点在罪之救赎，儒家重点在生之成全。
无生的意思就是空无，但是，空无并不是说不存在，佛教也讲真空妙有。所以到费西特，到谢林，就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了，黑格尔也不用这种方式。
这种区隔是很大的不同，这个没办法。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人在其中非常重要。
牟先生整个人有一种魏晋风姿，他是山东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很潇洒。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乃是参赞的核心。因为中国是存在的连续观，西方是存在的断裂观。当时唐先生来上课，讲了一个学期，发现身体有癌症，就去治疗，所以后来由牟先生讲课。而到了现象学，一下翻过来，彻底打破了主客对立。象在形先，所以象以为形。
但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人说，走入画中去观画，他依稀仿佛就懂。然后境识俱起而未分，这时候还没有分别，接下来到了境识俱起而已分以识执境，就是用我的心灵意识去执着于这个境。
康德哲学后来到费西特、谢林，都已经隐含了一个变化，到黑格尔隐含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西方就不一样，人跟神是断裂的，所以必须有个中介者来连接，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后来的教会。
即体而言，用在体 ，以及承体达用，即用显体。因此，分析语法本身最后就可以知道那个存在结构。
所以你看上古神话，像是盘古开天地，他就在这个世界之中。三生万物呢，就是对象要有一个对象化的过程才成为物，这样一来就是存有的执定。儒、佛两家路向不同，可是两者居然还能够融通。这32个字，当初我把它写下来，至今我仍然把它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
而中国画山水画的这些先生，他们是出去游玩，在各处做记录，然后回来重组为一个象。对我们来说，存在的律动就隐含着价值的意涵。
天行健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连着的。佛教的重点在苦业解脱嘛，比如说我这个手表丢掉了，我难过。
一个名在未定形以前，它实际是一个象，而象如果没有经过名来论定，它就还没有确定。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意识跟存在密切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它解开了，你就没有烦恼了，烦恼只是因为你在意嘛。
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就是说，人通过思维本身去确定存在， 而思维又必须通过话语。根源性、整体性、对偶性、对象化、对象物一路下来，其中就隐含着隐、显、分、定、执。象在形先、形在象先，这个区别非常重要。所以我经常说，要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要读古诗文，就一定要感其意味、体其意蕴，然后才能明其意义。
存有三态论就是从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开显，到存有的执定。现在都喜欢这么解释，其实不是。
你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是写实，但它最重要的还是写意，意境如果没出来，那就不算上品。我们理解了这些，就实在很希望赶快让我们的传统恢复过来、生长起来。
*本文来源于《儒风大家》，原标题《林安梧： 观照存有，安顿精神，象在形先，同归于道》，转载请注明出处。在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唐君毅先生开始到台湾大学来讲学，虽然我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念书，但是两所学校距离很近，我们就去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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